大地震對於中部鄉鎮造成嚴重災情，包括人員傷亡、家庭破碎、房屋倒塌、公共建設損毀等。部分百姓在地震發生後，暫時住在外地親友家；擔心子女學業受影響的家長，安排他們至外縣市學校就讀；失去家人孩子，由社福機構安置就養。離鄉背井的劫後餘生者，在經歷地震後不久，要適應新的環境；留在家鄉的倖存者，則續面對殘破的家園，忍受生活不便，並等待政府災後的復原與安置措施。對許多人來說，地震後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
    
        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與情緒症狀是災難倖存者最常出現的心理困擾，其中倖存者對威脅的知覺、創傷事件的嚴重程度、傷慟反應、身體與財產損失、是否受到社會支持等，都與症狀的嚴重程度有關(Gleser et al， 1981)，而社會支持是災難發生後可以經介入改變的因素。
   
        就倖存者而言，災難造成家人去世、財產損失、社區解體對原有的社會網路有負面影響，此時他人的支持與心理專業人員協助就很重要。對於遷往他處居住的倖存者來說，他們在驚魂甫定之餘，還必需面對新的生活，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壓力下，對他們的心理狀況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嗎？
  
        Murphy(1984)研究指出，失去家園的災民對於未受災者有更多的怨恨與責備，Gleser等人(1981)發現，災後遷至新環境的女性有較多的情緒困擾，留在原地重建家園的男性則否，Bland等人(1997)在地震發生三至四年後，研究遷往他處安置的男性工人心理狀況，相較於繼續留在家園的倖存者，永久遷居他處者有較多的情緒症狀。針對兒童研究，Milne(1977)指出，相對於繼續留在家園的兒童，災後遷往他處者有較多的學業困擾。
    
        但另一些研究則出現相反結果，Maj等人(1989)比較因地震遷往他處的受災者、留在家園的受災者以及對照組的精神狀況，發現地震受災者精神疾病的流行率較對照組高，但兩組受災者間沒有明顯差異，但該研究遭批評未使用結構性晤談工具，使得診斷效度遭到懷疑。Najarian等人(1996)在地震發生兩年後，發現兒童倖存者約有30%具有PTSD症狀，對照組僅有4%，比較震災後遷往他處安置及留在家園的孩子，即使安置他處的孩子大都喪失家人，但兩者出現PTSD的比例(32%vs.28%)沒有顯著差異，作者認為認為，雖然接受安置的孩子大多經歷喪親之痛，又要面對新的生活，但新環境可以提供較佳的生活照顧，對於心理復健有正向的幫助，所以良好的康復環境(recovering environment )，可以減少情緒困擾的發生機會。
       
        Rutter(1990)指出，事後是否接受良好的照顧，對喪親的孩子日後的情緒狀況及適應情形，是很好的預測指標。日本學者野田正彰也表示，一些住在組合屋的中年男性，因失去家人或失業而容易自殺或罹病死亡，女性則因有常出外購物有機會認識朋友，建立新的支持網路，壓力較少生病機會較低。就社區層面而言，Golec(1983)指出，具高度團結、社會網路持續運作、有良好外界支援特性的社區，有較佳的復原成果。
    
        到底是繼續留在災區的人心理壓力大，還是安置他處的人情緒困擾多？其實安置與否應非主要的決定因素，而是倖存者災後所處的環境是否有足夠的社會網路與支持。若得到適當的支持，留在災區的民眾，即使在斷垣殘壁下，仍有重建家園的信心，安置他處的百姓，也能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的環境。
    
        目前政府已在災區搭建組合屋暫時安置民眾，災民也紛紛組成的自治會、自救會等自助團體，在舊有鄰里結構因地震瓦解後，一個個新的團體意識正在形成；而失去家人的孩子，多已接受親友或社福機構的照顧，如何協助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是需要長期關心的焦點。
    
        在重建計畫中，我們不能輕忽物質環境可能產生的心理意義，在家園重建過程中，透過與居民溝通、討論、共同規劃、建設、紀念儀式等行為，才能讓災民重新凝聚向心力，重新找到「控制」的感覺，進而形成新的社區意識，在新生的過程中，撫平過去的傷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