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

          亞美尼亞(Armenia)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全國總人口約三百五十萬人，於1988年12月7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一分，發生芮氏地震儀規模6.9級強震，時間持續約一分鐘。地震總共摧毀四個主要城市與三百五十個村莊，據前蘇聯官方估計，約有兩萬五千人在地震中喪生，五十三萬人無家可歸，但根據歐洲國家估際，實際上可能有超過十萬人死於地震。距離震央僅幾公里的城市Spitak幾乎完全被摧毀，全市三萬人口中約有五千人喪生，距震央三十五公里的該國第二大城Grumi，約有九成被摧毀，全市二十八萬人口中有一萬七千餘人喪生。除了地震因素外，建築物毀損還與不當的設計、施工品質不佳與偷工減料有關。

          1988年1月，由於種族屠殺事件，約有二十萬居住在亞賽拜然(Azerbaijan)共和國的亞美尼亞裔難民湧入亞美尼亞，大部分的難民住在地震發生區域，地震使得狀況更雪上加霜。震後雖然蘇聯中央承諾在兩年內完成重建，但在事發一年半後，僅完成原先計畫15%的房屋與7%的托兒所，絕大部分居民仍住在臨時搭建的房舍內。氣後不佳、無家可歸、失業、家庭破碎、缺少精神衛生專業人員（1989年該國僅有四位合格的臨床心理師），使得心理復健更加困難，以美國為主的專家組成「美西亞美尼亞救援組織」，在地震後不久至該國進行地震倖存者心理復健計畫，並對災區內民眾的心理狀況作持續性的追蹤調查。

老年人與成人的心理狀態：

        在地震發生一年半後，對災區內18至87歲的成人抽樣調查中顯示，其中有67%的受訪者達到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診斷標準；比較受創嚴重度不同地區災民的症狀程度，發現受災越嚴重的地區，災民的症狀困擾也越多；家人去世越多的倖存者，其PTSD症狀越嚴重。

        在受災嚴重度相同地區，65歲以上老人較65歲以下成人有較多的「過度喚起」(hyperarousal)症狀，反之成人較老人有更多的「重複體驗」(reexperiencing)症狀。研究者認為，由於年輕人大多參與救援行動，接觸許多引發痛苦的情境，故出現較多重複體驗症狀，老年人除了較少參與救援外，因為認知功能退化，故創傷感受的形成機會減少，所以相較於成年人，出現重複體驗症狀機會較少；另一方面，研究者認為，就生理角度觀之，老人的腦幹對驚嚇反應(startle reaction)的調節能力較年輕人差，所以比成年人出現較多的過度喚起症狀。

        曾經過歷種族屠殺創傷的難民，比未遭遇過者在地震後出現更嚴重的創傷。研究者認為，先前的創傷，可能會增加生理與心理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而被日後的創傷經驗引發出來，或者可能是因為前次未完成創傷歷程，轉移到新的創傷反應上，加重下次創傷的嚴重性。

        除了地震的破壞，以及人員死傷對倖存者造成心理創傷，餘震、家庭破碎、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失業、社區組織瓦解、缺乏精神醫療服務等，對於災民的精神狀況都有負面影響。

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狀態：

        在地震發生一年半後，對8至16的兒童及青少年抽樣調查顯示，約有70%的受訪者達到創傷後壓力疾患的診斷標準；受災越嚴重地區的孩童罹患PTSD的比例越高，在受災最嚴重的Spitak與Gumri，受訪者罹患PTSD比例各高達到91.4%與90.9%，受災較輕微的城市Yerevan，PTSD罹患率僅有37.2%，此外倖存者中有極高的比例伴隨罹患PTSD與憂鬱症(Spitak:76%， Gumri:50%， Yerevan:28%)，遭受破壞越嚴重的城市，罹患分離焦慮疾患(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SAD)的比例越高(Spitak:49%， Gumri:36%， Yerevan:23%)，此外家人去世的孩童，其症狀比沒有家人逝世者嚴重。

        青少年與兒童的PTSD症狀，多以經驗闖入(intrusion)性的痛苦影像、聲音與氣味為主，其次是存活下來與無能為力的罪惡感；女孩比男孩出現更多惡夢、預期性的害怕與情緒沮喪，但不同年齡的孩子，在症狀嚴重度方面，並未有顯著差別。

        地震發生兩年半後，兒童倖存者約有30%具有PTSD症狀，未經歷的對照組僅有4%，比較震災後遷往他處安置與繼續留在家園孩子的心理狀況，雖然安置他處的孩子大都喪失家人，但兩者出現PTSD的比例(32%vs.28%)沒有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雖然接受安置的孩子大多經歷喪親之痛，又要面對新的生活，但新環境可以提供較佳的生活照顧，對於心理復健有正向的幫助。

        地震發生六年半至七年半後，調查兒童的道德發展，以及心理病理對良知功能影響(psychopathological interference with conscience functioning， PI)。研究發現受災嚴重地區的孩童，其道德發展層次較受災輕微地區的孩童高，反之PTSD卻對其良知功能造成負面影響。研究者認為，受災嚴重地區的孩童，必須負擔起較多的責任，可能面臨較多的道德決策情境，並促發孩子思考；但災難同時也會使孩童對世界與他人持負面觀點，由其震後惡劣的環境、社會家庭關係的解組，使得孩童對於「對」與「錯」變得不在乎。而這樣的矛盾，可能會造成孩子的焦慮，並影響他們的人際關係與學業表現。

        總之，除了地震威脅外，家庭破碎、親人死亡，震後缺乏教育、基本生活設施的惡劣環境，對於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狀況造成不良影響。

結語：

        創傷事件及倖存者受威脅的程度，都是影響創傷後壓力疾患的重要變項，故不同的創傷事件，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也有不同。例如天然災害（如地震、颶風）或技術災害（如輻射外洩），大都對某個區域的民眾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戰爭則造成以青年男性為主的軍人心理創傷，單一的性侵害或受虐事件的受害者通常只有一人；所以同樣類型的事件，因為背景因素不同、造成威脅的嚴重度不同，對倖存者們影響的程度各異，故嚴格來說，到底創傷事件會對多少人造成心理創傷，應需要case by case的考量。此外，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診斷或測量工具，可能也會影響調查結果，例如有的研究使用DICA-R判定受測者是否達到PTSD診斷，有的則使用CPTSD-RI。這些都是在閱讀相關文獻時，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當我們發現亞美尼亞地震數年後，仍有極高比例的倖存者罹患PTSD或其他情緒疾患時，並不代表集集大地震也會對台灣社會造成類似規模的影響，但對於受創嚴重的災民來說，他們心靈所受到創傷，絕不亞於亞美尼亞的倖存者。事實上，台灣不像當年的蘇聯，有嚴重的政經危機與種族衝突，受地震影響的規模也遠低於亞美尼亞，所以我們應有更優勢的復原條件，但還需要政府的長遠規劃，和民間的參與及監督，否則造成災民心理創傷的不只是天災，可能還有人禍呢！

參考資料：

美國學者Armen K. Goenjian， Louis M. Najarian， Robert S. Pynoos等人，長期研究亞美尼亞地震倖存者的心理狀況，所發表文章見於各精神醫學期刊，有興趣的人可自行搜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