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事件對倖存者的心理衝擊，是影響他們日後是否出現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或其他情緒困擾的主因，在事發當時及事後對個體的精神狀況與預後(prognosis)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衝擊包括倖存者暴露於災難的程度，以及倖存者對創傷事件的主觀知覺兩部分。

        關於倖存者暴露程度的研究，Green(1995)指出在創傷事件中，遭受威脅的程度與事後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有關，其威脅包括生命遭受威脅程度、是否喪失親人好友、財產損失多寡等；Gleser， Green與Winget(1981)指出十種影響PTSD嚴重度的因素：1.生命受到威脅程度2.傷慟的程度3.創傷事件發生的突然性4.創傷事件持續時間5.社區的改變6.創傷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7.暴露在死亡、毀滅的程度8.因創傷出現的道德衝突9.倖存者在創傷事件中的角色10.社區受到創傷事件影響的程度。  

        Goenjian(1993， 1994)研究亞美尼亞地震倖存者顯示，地震時住在震央附近的倖存者，罹患PTSD機率較高，尤其是當時看到屍體、聽到哀嚎與見到他人驚慌失措的倖存者，更難忘懷慘痛經驗，另一項研究指出，在三哩島電廠輻射外洩後三個月，住在距電廠內五哩內的居民，具心理健康問題者較居住距電廠較遠者多，Helzer(1987)比較曾經負傷與未負傷的退伍軍人指出，負傷的軍人約有20%出現PTSD，而未負傷者僅有3.5%會出現；在二次大戰結束45年後調查顯示，暴露於高危險戰場的軍人罹患PTSD的機會是低危險戰場軍人的13.3倍(Spiro et al， 1994)。

        對於兒童的研究，Rowan等人(1993)指出，兒童被性侵犯的時間與頻率，與其日後發生PTSD有關，Pynoos與Nader（1988）研究校園大屠殺後學生的心理狀況，當天在兇殺現場的學生，較當天未到校的學生有較高機會出現PTSD症狀，對於兒童來說，暴露程度不同亦會影響日後發生PTSD的機會。所以暴露程度受到創傷事件性質、事件持續時間、頻率、個體面臨威脅的程度、受到傷害程度、接觸災難的程度、財物的損失等因素的影響。

       倖存者對創傷的主觀知覺與事後的因應方式，則受到其人格特質、歸因、過去經驗等個人因素影響。Wilson(1993)指出，個人原有的性格特質、動機、信念、價值觀、認知能力、情緒、慣用的防衛與因應方式，都會影響個體對創傷事件的反應，Klipatrick(1985)研究罹患PTSD犯罪受害者指出，個人性格變項如之前的受創經驗、因應技巧、對威脅的主觀知覺影響他們的預後。Solomon(1988)研究以參戰的色列退伍軍人顯示，對負向事件習慣使用穩定、不可控歸因方式與PTSD有關，同一作者在另外研究指出，慣於使用情緒處理因應方式 (emotion-focused coping)的人，較慣於使用問題解決因應方式(problem-focused coping)容易出現PTSD症狀。
 
        Mouren-Simeoni（1994）指出，兒童的認知發展程度及精神病史與創傷事件預後有關。這些個人化的因素，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同樣經歷創傷，但每個人的受創程度與恢復情形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據對越戰退伍軍人的追蹤研究顯示，成長家庭的社經環境、教育程度、入伍前的心理社會適應情形、是否曾有精神問題與PTSD有明顯相關(Nace et al， 1978; Kulka et al， 1990)，這似乎顯示與人格形成有關的成長背景，及病發前的適應功能，可以成為推測PTSD患者預後的一項指標。

        創傷事件發生後，一般認為受到良好的社會支持的人，有較佳的預後，得不到充分社會支持者則反之(Strech， 1985)。所以從家人、親友的關心與支持、心理衛生人員的介入處理、社會各界的熱心，到政府推動災後安置復原措施，都能成為個體有力的社會支持。在提供支持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注意社會支持的適合性，Solomon等人(1987)指出，當旁人提出過多的支援時，對受災者來說，支援也可能成為壓力源。無論是提供短期救援或長期重建，在伸出援手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對方的實際需要，在提供援助前，做有效的溝通，否則只是徒增困擾而已。當然救援者本身必須內省，若沈溺在「扮演救世主」不自知，或救災僅是為解決自身焦慮不顧受災者需要的話，助人者可能反會成為加害人！

        綜合而論，PTSD患者的預後，受到倖存者的個人經驗、性格特質、創傷事件、以及社會支持的交互影響。在各界不斷提供社會支持時，我們必須注意支持的適當性，同時更不能忽略性格因素與創傷事件對倖存者的影響。所以根據災情特性，掌握具高危險的社區及個案，並對災民與救援者做教育與處置，是災後立即且重要的工作。長期而言，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在治療個案時，可參考個案的過去經驗、性格與受創程度，擬定適當的計畫，當然這些不是僅靠少數人就可達成。如美國對越戰退伍軍人投入的關注，雖然撤離越南已有二十多年，越戰英雄也垂垂老矣，但提供協助仍不遺餘力，撫平「藍波」們受創的心靈，而我們是否也有這樣的打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