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發生後各地的精神醫療工作同仁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救災工作，有的從國外找最新最完整的資料翻譯成中文，在報章網站上刊登提供大家參考，更多數的工作同仁是全心全力的直接參與第一線的工作，至今已有一年半了，救災的成果可以從學會論文報告中得知一、二，由衛生署指定醫療責任及支援災區精神醫療工作的外地醫療單位也都逐漸退出了災區。長庚醫院精神科於地震後第四天即進入東勢地區，從原先每天都有1至5位精神科醫療人員24小時留在災區醫療服務站深進入社區、軍營、教會執行衛教及醫療工作，到之後的一星期赴東勢一次，而後二星期一次，減至一個月一次，而到目前，因學校放寒假也暫時停頓了下來，希望以最有限的人力提供最多的服務，相信其它醫療單位所做的應該大同小異。

一、第一階段的急性期：（自地震發生當天起到88年10月31日）：

        全院性的動員，包括內、外、婦、兒、眼、耳、皮等各科的醫護人員、藥師、心理師、社工師、醫檢師、行政人員、看護、地下街餐廳的師父、清潔人員……等，警衛先生成了救護車司機，大家輪流排班，為了不影響醫院原有的工作，在醫院留守的人也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來加班工作，每個人都以自己可以的方式在為這個不幸的災難事件努力，為了不要使精神醫療工作者成為報上的笑話一則：許多災區民眾選擇收驚（我個人十分肯定此功能）而精神科醫生沒事做。在災區一切的工作都必須要主動，我們除了特別的服務定點外，很多時候必須坐到其它科醫師的旁邊自己找個案，那怕只是陪著病患一起看看衛教單張上描述在地震後人們可能有的情緒及行為反應，逐一解釋給民眾聽暫時安撫其驚恐的心情，精神醫療工作在此時是無法要求與平時醫院高品質的相同醫療服務，或許為達到服務的目的，實在不必太在意形式吧！只希望能盡力協助大家一起渡過這個恐慌的階段。

        有很多感覺不是親歷其境恐怕是很難了解的，一個軍官在為了趕建組合屋五十幾個小時沒闔眼，說了「國難當頭，只有努力再努力了」；一位當地社工師為了支援分發救援物質每天進入災區有著「世界末日」的感覺。我只知道每次從災區回來後我就會出現1、2天的時間覺得什麼事都不想做，看到那麼多相似的臉孔，講著相同語言的民眾，卻就是有著那麼一點說不出的不同，看到台北的高樓大廈與東勢全倒、半倒的房屋、街上的軍人、體育場的帳篷，好像我們不屬於同一個世界剎那間感覺的錯置，令我惘然。
 

        88年11月1日，在其他科系功成身退後，長庚精神科仍與凱旋醫院分別肩負著東勢地區成人及兒童的精神醫療工作。我們心智科選擇了學校為服務定點，只有在這裡我們看到最多的孩子，而又不影響他們的學校生活，在此階段是以治療高危險群的孩子為主，由老師轉介個案。我們接觸了一些失親、受傷、班上好友過世，或地震後在學校有明顯行為情緒問題的孩子，初期在一個一千五百名學生的學校被轉介的孩子竟然不到30人，由於我們本身的人力及時間也有限，只好先從大家最覺得需要照顧的孩子們開始了！

        在同一時段有很多其他的非醫療團體也同時進入校園，有教育系、心理系、社團性質的、也有心理諮商工作室的人們……，大家都以自己可以的方式進行「心理復健」的工作，我也深信每個進入學校的團體都很盡力，這之間只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有的直接面對孩子，有的提供老師服務，學校的輔導室必須扮演為孩子們尋找資源及把關的重要角色。在此階段孩子所面對的問題除了對地震的害怕，不知地震什麼時候會再出現，很多時候話題還是在處理對失去親人的悲傷，生活上的不適應為主。

        與這群孩子會談時，較採取主動的態度，除了情緒上的支持，讓孩子去談自己的害怕、悲傷外，更以指導性的治療方式進行，提供孩子明確的意見，教導孩子一些方法處理害怕、不安及悲傷，很多家庭此時仍是處於極度不安定的狀態。我們也會與班級老師討論一般性處理親友過世的方式等，治療1、2個月後大部份的孩子會開始主動找些不同的話題、學校的新鮮事，家中其他成員的問題與我們討論，慢慢地離開悲傷、失落、不安的情緒。舊的個案結束，新的個案慢慢的加了進來；這些原本就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由於地震破壞了家庭、學校即有的環境結構而也跟著失控了，孩子會跟我們說：「老師我失控了，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變得更過動；原本有人際互動、憂鬱、焦慮、自我價值感較低的孩子變得更退縮、更沈默了！原本家庭功能不彰的孩子，被忽略，被暴力相對的情形都在增加。我們也與地方教育局輔導員、社工師、老師、衛生單位一起討論，做了一些安置個案的工作，這也印證了“地震震出了許多原有的問題”。
 

        在地震後的第四個月，進入第三階段的治療工作，我們使用宋維村教授設計，兒童自填問卷做了第一次的問卷篩選，試著找出有創傷症候群症狀的孩子，在回收的問卷分析顯示有14％的孩子出現較嚴重的分離焦慮，害怕地震會再發生，重覆性的想到災難事件等為最常出現的症狀。我們也對所篩選出的孩子做一對一的會談及輔導。

        我們一一的去了解孩子PTSD症狀對其生活的影響，輔導過程中會與孩子去討論地震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讓孩子去說出自己的害怕，及難忘的記憶，並鼓勵他們加強原有的適應困難的能力（Coping Strategy）來處理自己的害怕。當我們必須與一百多個孩子會談時帶給輔導老師一些的不安，部份是來自於老師的自責「怎麼我都沒發現他們有異狀呢？」，實際上自填問卷所得到的比例一定較外顯的症狀要高出許多。

        提醒了我們，兒童的創傷症候群症狀與成人並不完全相同，且可能為隱性的，孩子日常生活仍可以正常運作，那怕功課有些退步，在家有些不聽話，上課做事有些不專心，仍能規律的上學、考試。但孩子們仍為災難經驗困擾著，似乎這樣的經驗會伴隨他們好長一段時間，有些孩子出現價值觀的改變，提早體會到生命的無常對其未來的影響，是目前無法評估的。

        新學期的開始後逐漸進入夏季，進入學校的團體也只剩下醫療單位和慈濟了，組合教室的環境真的不是在冷氣房中的我們所能體會的，除了不斷的在走道上灑水降溫，電風扇不斷吹著熱風，孩子們在教室內中暑是不難想像的，老師們的情緒開始有了明顯的反應，但大家都還是努力撐著。有些六年級的孩子在面對即將畢業且要進入另一個新的環境有著不安的情緒，更加強了他們的分離焦慮。大部份的孩子都已學著不再每天都怕「地震」，我們開始有一些氣力放在較特殊的孩子，一位自閉症的孩子在學校的行為相當失控，老師擔心他是否有更嚴重的精神問題，他不斷的自言自語、吐口水、罵人、座位四週亂七八糟，他與我們談到他外公在地震中過世，再沒有人買糖給他吃，談話的四十分鐘中，他沒有吐過一次口水，我想他只是一直在等待有人與他談他的失落。
 

        地震過後一年，新的學期開始，我們的工作進入了第四階段，之前一百多個孩子追蹤到剩六個個案請輔導室持續輔導就可以了，再說從台北到東勢真的有點遠，人也累了，之前幾次為了個案人數過多時，甚至還須把科內部份業務停下來，全科動員才得以應付；而今應該是退出災區由當地醫療網接手的時候了。為了配合學校對921震後一年的活動，有一場對家長們的演講主題是如何協助孩子走出災難，為了找出需要參加此次演講的家長們，我們在地震過後14個月又做了一次問卷篩選，還是有約100個孩子被篩選出來，老師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越處理個案越多，別的學校沒處理都沒事，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在那裡？

        新學年開始，老師們反應這學期一年級的新生比往年要難帶，站在教室外哭，不願與父母分開的孩子也較往年多了幾個，校園重建工作持續在進行中，從九二一後我們進入了校園，一年半間我們已使用第四張不同的地圖找班級教室，在建築工程的敲打聲中我們在校園四處，進行會談，學生們也繼續上課，在去年冬天第一道寒流來時終於裝上了第一台組合教室的『冷氣』，大家都在繼續期待快點從這次大災難恢復過來，不安定的環境只是加重情緒及行為困擾，只有加快環境及經濟的復健方有利於心理復健工作。